《汉字革命：汉语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钟雨柔着，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3月。
从汉字革命内部入手，改革汉字文字系统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2017年热门电视剧《国家宝藏》第一季第一集隆重介绍了被誉为“中华第一古董”的石鼓。 石鼓是从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 共有十面，刻有大篆书。 它是汉字的活化石，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节目借用为保护石鼓而拼尽全力的北宋文官司马炽的话，阐释了一个看似容易接受的道理：“很多人说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信仰，但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书写和历史。”
汉字作为一种信仰，不仅承载着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构建了一种具有宗教意义的机制，神圣化了一个基本理念——汉字从未断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言论感到自豪并忠于自己的文化。 石鼓的故事和看似不言自明的汉字真相，彻底俘获了21世纪的年轻观众。 然而，银幕前和银幕后的观众或许没有想象到的是，就在一个世纪前，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字和历史的信仰是如此之低。 即将崩溃，中华民族的瑰宝几乎面临毁灭。 一场令人震惊、声势浩大的汉字革命确实发生了，辐射了近半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语言文字革命。
《汉字五千年》（2009）海报（局部）。
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或许已经被人遗忘，但在退出集体意识的过程中，却留下了线索供人们考古考察。 最重要的两个“遗迹”是繁简体字的区分和辅助学习汉字的汉语拼音。 简化汉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文字改革政策，旨在降低汉字学习难度，理论上是向拼音文字过渡的第一步。 拼音不仅是汉字革命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罗马拼音制度。 它甚至一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从字面上理解，拼音的意思是“拼写和发音”。 它不仅是辅助汉字学习的注音系统，也是替代汉字的拼音文字。
尽管汉字革命随着周恩来总理1958年《当前汉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而戛然而止，但其语音中心主义的印记至今仍清晰可见。 所谓语音中心主义是一种系统地将语言置于文字之上的意识形态。 需要说明的是，古今中外都有语言覆盖文字的先例。 然而，现代语音中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酵，却伴随着书写技术的新发展，见证了文字学和语言学学科的兴衰。 同时，它被20世纪革命洪流席卷，对塑造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会发生汉字革命？ 它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字、文学和文化的？ 如何阻止汉字革命？ 讨论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字话语的转变。 它曾经的国宝地位一落千丈，被视为国家负担。 曾经因其跨文化属性和超语音合法性而受到热爱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培根、约翰·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称赞的汉字，似乎一夜之间成为提高识字率的绊脚石。 ，成为阻碍民主科学发展的绊脚石。 国内外知识精英齐声批评，国宝一下子变成了“沉默”、毫无生气、毫无价值的文字体系。
《遇见你》(2024) 海报中的“Word”（细节）。
在汉字评价的话语变迁之间，汉字革命似乎水到渠成。 鲁迅解释说：“汉字是远古遗留下来的瑰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更古老，所以我们更是远古流传下来的瑰宝。我们是为汉字牺牲自己，还是牺牲汉字呢？”对我们来说？这是只要他们不疯狂，就能立即回答。 废除汉字、采用字母已成为现代性的基本条件。 再次套用鲁迅的话：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只有两条路，不然我们就死抱着汉字。 ，或者放弃汉字而生存。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汉字革命还有第三条路，就是从汉字革命内部入手，改革汉字文字系统，与文学革命联手，为其注入新的能量，所以，唤醒那个“沉默的中国”。
汉字革命前的四拼音化
在现代汉字革命之前，人们认为有四个拼音化的先例。 一是华小传统的扇切； 第二，受梵文启发的拼音字母； 第三，明清以来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创造的使用腊罗字母的拼音方案； 第四，清末腊罗字母的出现，一系列的注音、速记、简体字和拼音字母运动。 需要补充的是，几千年来，无数小学学者、僧侣、传教士在汉字拼音化问题上做出了各种努力，但很少有人如此果断地呼吁废除汉字。 。 他们创造的许多拼音方案都是作为学习汉字的辅助工具。 但这并不妨碍赵元任、李进熙、倪海曙等汉字革命的旗手将上述四个拼音化先例视为20世纪汉字革命的先兆。
首先，反切法使用两个汉字，取第一个字（上字）的声母，取第二个字（下字）的韵母和声调。 如果有押韵，请包括押韵结尾，并将两部分放在一起。 ，从而得到第三个汉字的读音，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系统的拼音方法。 反切法在汉字的运用上是灵活的。 相同的声母和韵母可以用任何汉字来表示，只要上下字符能组成所需的音节即可。 反切法起源于东汉时期，当时佛教刚传入中国。 因此，有学者认为，反切是为了翻译梵文佛经而发明的。 隋唐以来，韵书开始大量使用反切来注解汉字，如陆法言的《切韵》(601)。
纪录片《中国人物》（2017）剧照。
其次，唐代开始出现的拼音方案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唐朝末年，僧人受文创制了三十字。 虽然这些字母仍然以汉字的形式出现，并按照反切法取声母，但受文却建立了汉字与声母的一一对应关系，即“汉字字母”。 首文系统中汉字与声母的对等，与翻钱法相比，是汉字拼音化的一大进步。
第三，基督教传教士相继创立的拼音方案。 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金尼格率先尝试用腊罗字母拼写汉字。 利玛窦的计划是在另外两位耶稣会神父罗明坚（ ）和郭巨敬（ ）的协助下完成的，其中包括26个辅音和44个元音。 最终的结果记录在《西方人物的奇迹》中。 利玛窦去世后，吉尼格将他的计划减少到20个辅音和5个元音。 尽管明末的拼音方案对当时的人们颇具启发，例如引导方以智、刘宪庭思考使用字母的好处，但这些方案最终只是外国人学习汉字的工具。
继耶稣会士之后，新教传教士开始创作并输出大量使用腊罗字母拼出中国各地方言的圣经译本。 我称之为“字母方言圣经”。 自1852年出版第一本按字母顺序排列的闽南语圣经以来，新教传教士如JVN（JVN）、WAP（WAP）、John C.、（）、（）、Medus（亨利）、郭士力（Karl） ）和托马斯·巴克利（ ）制作了大量的圣经译本，使用普通话和方言，并使用汉字和拉罗文字。 据不完全统计，仅1891年至1904年间，至少有多种圣经中文译本出版，读者众多。 其中，《字母方言圣经》尤其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使用腊罗字母进行识字的首次尝试，还因为它为现代汉语书写注入了新的、字母的、方言的想象，催生了新的作品。 更有趣的是，真正实行方言拼音化的拼音方言圣经，却意外地揭示了近代中国语音中心主义的内在局限性，即以方言为主体的拼音文字和尚未建立的民族。 。 文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后面要讨论的。
在20世纪全面的汉字革命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尝试汉字拼音化的运动是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演变为民国初年的拼音字母运动。 这两次运动分别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传教士和日本汉语言文学统一运动的影响，但都没有明确要求废除汉字。 第一个提出使用腊罗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中国学者是鲁迅章。 作为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鲁迅章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拼音汉文圣经，包括前面提到的拼音闽南语版本。 鲁迅章简化了传教士所用的正字法，编写了《侨音字入门一目了然》（1892年）、《新字第一级》（1893年）、《天下第一俏银子新字》（1895）。 这些教科书刺激了切音字运动的生产力，涌现出一大批汉字拼音化方案，其中包括吴智慧的《豆芽字母》、蔡锡永的《传声》（1896年）、李杰三的《福建快子》（1896年）等。 ）、王丙尧的《拼音谱》（1897年）、申雪的《盛世元音》（1896年）等。但这些早期教科书未能大规模流传，影响力也有限，直到王昭的《元音盛世》（1896年）等。 《国语和声字》（1900年）和劳乃旋的《和声简体字》（1905年）。
清末有多种拼音方案，有的用速记，有的用日语假名，当然还有腊罗字母。 但必须重申的是，虽然所有方案都表达了对汉字不一致的不满，但很少有尝试表达对汉字统治地位的不满。 正面挑战。 鲁迅章在《入门入门一目了然》中的表述与他后来提出的用腊罗字母代替汉字的主张颇为接近，但他并没有提出废除汉字的口号。 甚至在1910年，严复代表字正院提出“正名”切音字运动，要求将切音字改为“注音符号”，但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 最接近后来汉字革命要求的是巴黎新世纪的同事，他们主张在中文中同时废除汉字，代之以通用语言（即世界语）。 然而清朝的激进主张直到民国初期才真正动摇了汉字的合法性。 万国新语派的主张与其说是对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的威慑，不如说是对汉字和语言缺乏通用性的双重批评。 焦虑。
对《新世纪》激进主张提出最严重反对的人是章太炎。 值得深思的是，章太炎在捍卫汉字的同时，又追求古音。 在《用万国新语驳中国》中，他介绍了他以“中国古篆印”为基础的读音方案，最终成为民初语音统一会议批准的拼音字母方案。 （注音）于1913年正式采用。所谓注音符号，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标注汉字的。 进入新时代的汉字似乎已经安全了，注音运动也已告一段落。 然而，巧音并不是汉字拼音化的结束，汉字革命即将开始。
“国语文学”是用“国语罗马字”写的吗？
本书从清朝文字改革之后开始，旨在凸显现代中国的拼音中心主义与20世纪以前中国的拼音化运动之间的核心区别。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汉字作为工具的生存，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基于汉字的文本、文化和认识论。 进入20世纪，对汉字的敌意与日俱增，任何与汉字有关的知识和传统，从韵律到考据，从儒家经典到文体学，都被贬低了。
《The Word》（2024 年）剧照。
鲁迅有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我认为我们应该少读——或者根本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 当然，鲁迅写过很多关于拉丁化运动的文章。 任何愿意仔细阅读的读者都会发现，它的立场比全盘否定汉字和汉字文化要丰富得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中国的写作危机确实威胁到了中国的思想传统。 看来汉字和中国文化都将被历史所抛弃。 用语音中心论的基准来衡量汉字的长度，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汉字作为一种书写技术，在记录语言、再现声音、传递信息方面是不合格甚至毫无价值的。 现代技术放大了拼音书写的需求。 文字革命的使命是让原本“沉默”的汉字发声，提升拼音。 于是，以汉字革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精英，将汉字拼音化的历史先例融入到汉字拼音化的革命征程中，构建了一种新的话语——汉字的历史似乎拼音呈现科技化、字母化趋势。 它已经准备好全面转向语音中心主义。
《汉字拼音化史论述》的编写工作于1926年正式完成，并进入国际舞台。 那一年，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并纪念美国建国150周年。 5月31日，来自中国的作品《官话四千年来变迁图》（以下简称《演变图》）向展览提交，由著名语言学家、汉语言首席史学家李进熙绘制。罗马化运动，这张地图描绘了从公元前1800年开始的中国文字和语言的历史，并展望了20世纪中国语言的发展，跨越了近四千年。 大幅插图记录了从“图画书”到大小篆书到草书的演变字体。 它解释了外国趋势如何影响汉语的发展。 它强调梵文佛教经典和西方文学的作用。 它还强调了汉字的拼音方案，包括上面提到的所有四个先例，特别参考了明清传教士的罗马文字方案。 大局观的结论是，汉语言文字四千年的“变迁”，最终会演变成用“国语罗马字”书写的“国语”。 就这样，四千年的中国语言文字被重新塑造，在国际舞台上隆重亮相，庆祝一个国家（美国）和一种民族语言（中国国语）的诞生。
《遇见你》(2024) 海报中的“Word”（细节）。
李进熙的跨语练习是有目共睹的。 英文标题中“”对应的内容包括历代汉字、拼音方案、文体等，最终都归入“国语”范畴。 这张《演变图》以国语和国语文学的产生为例，生动、清晰地展示了语言如何凌驾于写作之上的话语建构。 有趣的是，这幅雄心勃勃的大图不仅让我们亲眼看到民族国家语言建构的每一笔都是如何勾勒出来的，更有意义的是，它把民族国家的语言置于一个更大的框架之中。世界图画，即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图画”（）。 如果说世博会汇聚的世界各地的图像让世界按照某种秩序被复制，那么正是这种复制的世界秩序激活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图像，并赋予了它们所代表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 。 。 普通话只是一个例子。
因此，李进熙的《进化图》在展出的同时，也被视为国语和国语文学的蓝图。 在被有效组织成一幅“世界图景”的过程中，四千年悠久而复杂的文学传统生动而清晰地呈现出语音中心主义作为语言演化的主导力量。 李进熙为普通话及其文学的线性发展赋予了色彩和形状。 贯穿整个画面的是一条碧绿的河流，无数的小河在其上汇聚，直到20世纪初形成了一条“统一语言”的大河。 人们不禁想起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同名运动。 最终，河流一路流淌，留下了跟不上进化潮流的“诸文字”（文字史）和“诸古文字”（文学史）。 而河流的出海口，潮流演变的终点，就是用“国语罗马字”书写的“国语文学”。 历史的终结似乎就在眼前。
语音中心主义的魅力不仅在于抽象的、人造的世界形象，它誓言要按字母顺序排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 声音中心主义的矛盾决定了抽象的、有序的甚至优雅的世界图像必须与具体的、喧闹的、反身份主义的表达方式共存。 因此，声音中心主义的承诺伴随着它的#力，即每个人都可以发出声音并被听到的承诺。 本书讲述了汉字革命的爱国者们如何被语音中心主义及其矛盾所吸引的故事。 他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革命思潮中，逐渐发现声音中心论的内在局限性，进而认识、接受和探索声音中心论在其二律背反影响下的变异，以完成革命的伟大事业。 正是对汉字革命的忠诚和对语音中心论及其二律背反的坚持，才使得反抗语音中心论的汉字书写理论成为可能。 汉字革命结束时所揭示的真相令人惊讶却又在情理之中：对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必须从其内部生长，对它的反抗必须从服从它开始。
注：本文节选自《汉字革命：汉语现代性的起源（1916-1958）》，对原文进行了删节和修改。 标题由编辑添加。 经出版社授权。
原作者/钟雨柔
摘录/何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