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时候出国，如果能参观一下世界500强的子公司，我们会高兴很久。” 六年前，57岁的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手握两张“世界500强”证书站在车站。 在讲台上，我内心的感受是外人无法形容的。
逆转是六年后，“为什么我们不能培养自己的世界500强？” 董明珠的反问道出了国企几十年来一直在奋斗的“基调”。
而这一切从故事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
一封“全力以赴”的信
时间流逝，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等待的。
对于我们来说，1978年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77级大学生在这一年春天入学； 冬天，大学生十一班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中央三中全会召开，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老乡也按下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红手印。 另外，当年还发表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公报》……这一点大多数人可以从当年推出的《新闻联播》中了解到。
同年，还有一则新闻悄悄触动了我们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心。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6家国有工业企业率先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其核心是“放权让利”。 这成为一封震惊全国的信的基础。
1984年3月22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现场。 （资料图）
1984年3月23日下午，一封由55名厂长、经理联名签署的申诉信被匆匆送到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向南的办公桌上。 没想到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刊登了全文，标题是《55位厂长、经理呼吁我们“放松联系”》。
向南书记不仅宣读了这封信，还作出指示。 在他的推动下，福建省有关部门在《福建日报》上公布了简政放权措施。 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请给我们松绑》并发表编者按，点赞福建重视上访信。 随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播出，迅速引起轩然大波。
那么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呢？
1984年，福建省委提出国有企业要保证“两位数、三同步”，即工业总产值增长10%以上，产值、税收、利润同步增长。 为帮助企业实现目标，省经委于3月21日至24日在福州召开“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研究企业振兴。 会议的主角是55名厂长、经理。
当时，国有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人、财、物、产、供、销等全部由政府直接管理。 如果厂长要给员工建厕所，就得向上级汇报申请。 统一收入、统一支出、统一盈亏，扼杀企业活力，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时任福建省经委分管企业工作的副主任黄文林也有同样的感受，也很着急。 “如果你努力工作，但工作不好，你能挣30多元，工人没有积极性。厂长和经理有‘责任’，但没有‘权力’，只起到组织作用。生产。”
3月22日，会议安排福日公司总经理游廷艳、福州铅笔厂厂长龚雄介绍企业发展经验。 福日公司是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州铅笔厂是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单位。 当时，这两家公司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没想到，一场“交流会”变成了一场“申诉会”。 在场的厂长、经理们既羡慕又不服气。 “你们两个的本事都不大，如果我们也有这些能力，我们也可以经营公司了。” 好的”。
会后，黄文林与省经委企业管理处处长滕能祥协商，决定致函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省长胡平，表示，“厂长、经理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为什么不也这么做呢？” 加油！”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信。
联合发出申诉信的55名厂长、经理与福建省经委、省企业管理协会领导合影。 （资料图由福建省档案馆提供）
申诉信的核心内容是标题中的“宽松”二字：企业副领导由校长提名，再由上级考核任用，一般干部任免由企业自行承担； 取消“终身制”，干部能上能下。 ; 企业奖励资金可自行支配，奖金随税收、利润增减而波动； 允许企业自行销售产品； 实行厂长、厂长负责制。
一时间，“松绑”成为热门话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人高度关注。 4月以来，福建省政府连续下发9个文件落实企业自主权； 5月10日，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有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不久之后， 中央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由这封呼吁书引发的改革浪潮很快席卷全国。 国有企业逐步摆脱“束缚”，走上了放权、搞活、自主经营的改革发展道路。
硬币翻转到哪一面？
山东诸城，古称密州，是一座敢于冒险、敢于做事的城市，也是一座一度颇受争议的城市。
一年后，35岁的陈光来到诸城打工。 他上任后的第一次调查让他措手不及。 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中，有103家因“企业之间产权关系不清晰、利益关系不直接”而出现显性或隐性亏损。
当时，诸城有1.8万人靠财政吃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元，干部工资无法按时发放。 按照规定，诸城市每年需要500万元财政储备资金，但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剩下。 时至今日，陈光回忆起这段窘境仍感慨不已。
对于当时国企的现状，《人民日报》 小编凌志军在文章中写道：“这几年，给国企开了无数药方，每服一剂，大家都说“都活着。我已经‘活着’了无数次了，但当我静下心来再看时，却发现它依然是‘不活着’。”
经营1年、2年的诸城国企是当时部分国企的样本。 存在了1、2年的诸城困境，也是当时中国困境的一个缩影。
1夜总会招聘网 2020年10月，诸城市以“以明晰产权为突破口，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多方面推进企业改革”的思路，对5家企业进行了试点。形式。” 诸城市国有电机厂始建于1970年，是第一家改制试点企业。
在新公司成立大会上，陈光说：“经过十年的改革，公司仍然躺在政府的怀里。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你注册，我注册。” ，你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你破产我同情你。”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诸城市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产权自由转让、破产等七种形式，对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国有、集体企业进行了重组。 陈光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陈出卖”。
与此同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序幕。 以此为标志，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探索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正式实施，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化转型提供了法律依据。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姓社会、资本”的标签限制了很多官员的改革步伐，但陈光的步伐却异常之大。 这一备受争议的“诸城经验”也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
2016年2月，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受中央任命，率九部委联合调查组到诸城进行为期三天的考察。 “那时候，我的生活就像一枚悬在半空中的硬币，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它会翻转到哪一边。”
旋转、跳跃，最后硬币落地。 中央召开有关会议，对诸城小企业改制的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诸城经验”的肯定，标志着1978年开始的以机制改革为主题的国企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据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政策。
“抢大公司”的背后，有一个耀眼的“500强梦”。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梦想引起了东方的强烈关注。 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从此以后，“世界500强”就成为一种图腾，深深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中。
17月底，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重组、转型升级，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加强管理。 经过三年改革，数以百万计的国有和集体中小企业完成了改制和退出。 国有经济战线大幅收缩，布局结构优化。
2000年底，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2392网络投稿。 全国31个省区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全部实现盈利。 大部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一杯茶”
2003年4月6日，新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宣武门西大街26号正式挂牌。 9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招聘公告，首次组织中国联合通信集团等6家央企7个岗位公开招聘。
现任南光集团董事会秘书兼总法律顾问的赵玉福就是其中之一。 赵玉福是黑龙江人，担任当地一家航运公司的副总裁。
“我是国企改革发展的受益者，正是改革让我这个局外人在央企担任重要职务。” 赵玉甫说道。 当年，“公开招聘干部”成为赵玉甫的“名片”； 如今，像赵玉夫这样招聘的高管，在国企中已不再是“稀有”。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中央、省、市三级国资监管机构相继成立，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从体制机制上看，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 此后，《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的颁布，使国有资产监管合法化、有章可循。
历史从来都有它自己的逻辑。 你不能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会很无趣，但你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 种种迹象表明，走市场化道路是不可逆转的方向。
2013年以后，党中央加大反腐败力度，“老虎”、“苍蝇”并举。 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重点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资产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被提上议事日程。
每个人都呼吸着不同的空气，感觉到风向正在强烈而微妙地变化。
混合所有制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早在 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被提出。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实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了这一理念。
图：宋志平携中国建材、中国医药两家国有企业跻身世界500强。
带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宋志平，是当时混合改革实践的先行者。 在混改的长期实践中，宋志平领导的中国建材探索出“37模式”，分为“正37模式”和“倒37模式”股权结构。这种做法“不仅增强了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力”国有资本，在壮大国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更重要的是，它为企业引入了机制，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2014年7月，国资委启动首批四项改革试点。 其中，混合所有制试点单位仅有两家。 一个是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另一个是国药集团，宋志平担任董事长五年。
宋志平结合自己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将混合所有制比作一杯茶：“水可能属于国企，茶可能属于私营企业，但变成茶后，就没有茶了。”需要区分什么是茶、什么是水，因为它是高度集成的。”
2017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取得标志性突破。 今年1月，云南白药产权试点轰动全国。 陈发树以253.7网络投稿收购白药控股50%股权。 这是国企改革史上单笔交易金额最大的控股型私有化计划。
与云耀重组相比，中国联通在“国家队”改革上更进了一步。 王晓初提出的改革方案非常大胆。 它利用整个中国联通集团而不是某一项资产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允许中国联通内部高管持有公司股票。 这项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得到了最高层的支持。
云耀和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分别为地方国企和央企两个层面开辟了新天地。 它们体现了改革思路从“以管企业为主”到“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2018年8月，启动国企改革“双百行动”，谋求“把改革进行到底”，打通国企改革“最后一公里”。
在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国企改革举措令人耳目一新：重组整合、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设立投资运营公司……国资改革带动国有企业改革，旨在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外部障碍，混合所有制直接解决国有企业本身最根本的产权问题。 但所有这些改革的推进都有一个共同的底线，那就是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回顾70年来，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放权放权”和“制度创新”，到“国有企业” 21世纪初转向“资产管理”，十八大后转向“分类”。 “改革与监管”，这条“大鱼”游弋在市场经济的大浪中，主导国际市场，与民营企业共存共进，越来越能经得起浪。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1.3662网络投稿，比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700多倍。
从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第一台“东方红”牵引车的问世，到如今遨游太空的“慧眼”卫星、飞上蓝天的C919大型客机、第一艘国产航母的下水。 ……一批国有企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展现“国家脊梁”新风采。
无论做什么，只要积蓄力量，就会取得胜利。 “国有企业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一定要坚定信心、有信心做强、做优、做大。” （李珊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