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员工在微信群里向领导私下投诉，被领导发现并秘密记录，引发名誉侵权纠纷。 偷录他人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诉讼证据法院能否采信？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此类案件。
案情：领导偷录员工微信“投诉”界面，起诉员工侵犯名誉权。
小林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他和小刘等另外三名员工是上下级同事。 2024年2月期间，小刘与另外两名员工建立了微信群“**物资群”，并在群里聊天称小林“没有管理能力”“两面派”等。 小刘的电脑原本是公司配备的办公电脑，是小刘辞职前使用的。 随后，公司与小刘解除劳动关系。 小林通过微信向小刘发出通知后，收回了放在小刘工作桌面上的电脑。 同时，由于小刘无法进入公司，他通过远程操作退出了微信。 小林收到电脑时并未关机，于是在离线状态下查看了微信的历史聊天记录，并利用电脑内置的录屏功能对小刘等人的聊天记录进行了取证。二月里。 小林认为小刘等三人在微信群中对他进行诽谤、谩骂，侵犯了他的名誉权，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
小刘和另外三名员工辩称，小林提交的证据是离线状态下微信界面的屏幕录制。 他未经允许在公司电脑上私自查看离线私人微信聊天记录，侵犯了小刘的权利。 隐私权、证据不合法。 涉案聊天群并非工作群，而是小刘和另外三名员工创建的私人投诉群。 并没有公开侮辱萧林，只是私下取笑他。 聊天内容大多是抱怨公司的制度和不合理的管理，以及群成员的私生活等话题。 因此，我们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原告取证方式侵犯他人隐私权，驳回其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办公电脑虽用于工作用途，但微信是常用的即时通讯软件。 微信软件中的聊天记录不一定都是工作内容，还可能包括用户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私人生活聊天内容。 记录，即私人信息。 当小林取证时，小刘已经通过手机退出微信，并明确表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微信聊天记录。 在取证过程中，小林明知微信聊天记录可能含有隐私信息，擅自浏览小刘个人微信账号中的聊天记录，构成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 本案中，虽然获悉涉案微信聊天记录是证明侵权言论存在的前提条件，但几乎没有其他更温和的取证方式。 但从小林的取证过程来看，并没有明确以取证为目的。 上述行为是因情况而进行的，并不是无意中得知涉案微信聊天内容，而是在明知情况下通过查看他人微信记录得知涉案内容。它可能会侵犯他人的隐私权。 先侵权，后取证。 。 从目前的利益平衡来看，原告希望通过私人群聊中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追究他人可能侵犯其名誉权的责任，这对于维权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综上，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小林未就其主张的事实履行举证责任，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案情显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允许以查明真相为名严重侵犯公民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形成、获取的证据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该规定规定了证据可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三种情形。 其中，“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对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提出了一定的条件。 必须达到严肃的程度，体现利益平衡的考虑。 取证方式违法所造成的利益损失必须与诉讼成本进行比较。 保护的利益是有衡量的。
对此，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表示，如何判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达到“严重”程度，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每个案例。 一方面，要审查非法取证所损害的利益； 另一方面，要考察诉讼取证所减免的利益，重点关注取证的主观意图、具体手段、采用非法手段取证的必要性、是否有替代和减轻取证的方式等。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本案中存在保护利益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应该充分权衡利益，“取两者中较大的利益”。 原告在解除权利和收集证据时必须遵守比例原则。 涉案证据的收集方式超出了维权所需。 如果不排除这一证据，就等于承认并鼓励这种故意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行为，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
“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含了法律上各种目标、价值和利益的冲突，因此，其适用一直是法院司法实践中的痛点和难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政局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肖建国认为，本案不仅涉及当事人取证权与证据权之间的规范性冲突。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体现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理念冲突与协调问题。 毕竟，民事证据制度的目的是发现事实真相，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允许以查明真相为名严重侵犯公民权利。
“本案虽然是‘小案’，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坚持‘小案’非同小可，并结合法律规定和具体情况相结合。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案件情况一致，明确了实体法和程序法中权衡利益的具体标准，在充分保证程序正义的同时审慎权衡了人格权的保护，最终判决是一致的。符合公众的期望。”严军说。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等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