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一词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媒体和学术界使用。 然而，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等重大事件的背景下，这个词在媒体上的使用频率突然增加，从边缘词变成了主流词。 据统计，2016年该词在西方媒体的使用率较2015年增长了2000%。为此，《牛津词典》（）于2016年11月将其评选为2016年度词。加斯帕·格拉斯沃德（ ），牛津词典总裁表示，“后真相”可能成为“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词语之一”。
一、从“事实胜于雄辩”到“雄辩胜于事实”
根据《牛津词典》，“后真相”指的是“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舆论的情况”（to or 其中事实少于to and）。
首先，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一下它的概念定义。 以“post-”为前缀的复合词在英语中较为常见，通常指某一事件之后的特定情况或时期，如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 20世纪中叶以来，“后”的含义有所扩大，也意味着某个特定概念变得不那么重要或不再相关，如后-（后民族，1945年首次使用）、后- （后种族），1971年首次使用）等。“后真相”一词就属于这一类，指的是“不再重要或相关”的时代。 因此，“后真相”概念的核心是情感和信仰比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更大。
其次，我们从概念的演变来看它的含义。 尽管“后真相”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已被使用，但其表面意义是“当真相被揭#时”。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个使用“后真相”一词来表达“真相不再必要”的人是塞尔维亚出生的美国剧作家史蒂夫·泰西奇。 1992年，他在《国家报》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来反思伊朗门事件和波斯湾战争。 文章写道：“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民，独立决定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世界。” 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事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的感受； 即使没有事实支持，他们仍然相信自己的感觉是对的。
进入21世纪后，“后真相”作为形容词常常与（政治）一起使用，构成另一个热词：后真相（后真相政治）。 该词最早由美国环保人士大卫·罗伯茨于2010年在其个人博客上使用，指出保守派对全球变暖的冷漠态度。 但该词的大规模使用只是在2016年。英国《经济学人》（The）2016年9月发表的文章《后真相政治：谎言的艺术》指出，“后真相政治”意味着在政治活动中，即使真相不是伪造的，也不是有争议的，它仍然处于最前沿。 次要地位。 “后真相政治”依赖于感受真相，旨在强化偏见（）。
第三，从概念内涵看本质。 “后真相政治”被视为一种政治文化，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种新趋势。 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这种表达成为当今政治文化的主要修辞。 简而言之，后真相政治恰恰是“事实胜于雄辩”的反面。 它强调“雄辩胜于事实”，即观点胜过事实，立场胜过是非。 在处理一件事或一个人时，人们把情感和感受放在第一位，而证据、事实和真相则处于次要地位。 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政治生态下，这种表述更准确地描述了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
在传统的民主政治中，人们根据理性的决策模式和已知的事实形成自己的意见； 基于这种观点，他们对某些问题或事情持有特定的立场和态度； 然后，基于这种观点，他们的立场和态度，选择支持某个政党或团体。 然而，到了“后真相政治”时代，人们却把这一传统颠倒了——他们首先选择的是代表某种立场的政党或团体，然后再接受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各种问题。 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选择事实中支持你观点的部分，放大、夸大，抛弃所有不利于你观点的部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政治”的本质是对现有政治制度和民主决策机制的挑战。
2. 感受比事实更“真实”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是“后真相”问题广泛流行的触发点。 综合来看，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的“后真相”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突出个体，重视情感冲击，强调感觉真实。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给人的印象是，只要当选，他就可以畅所欲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顾事实依据、道德底线、伦理规范。 例如，特朗普曾声称希拉里和艾琳是同性恋。 他在推特上写道：“（真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我说了这句话，现在有一半的美国人相信希拉里和艾琳是同性恋。恋人。” 再比如，特朗普甚至称奥巴马是ISIS的创始人，并长期坚称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 尽管这些指控没有事实依据，但其支持者却深信不疑。 知名事实核查网站对特朗普竞选期间言论的真实性进行了计算，发现他的言论只有4%基于事实，一半言论基于错误论点，20%纯粹是捏造。 然而，特朗普的受欢迎程度依然存在，他的支持者并没有被特朗普的谎言所困扰，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谎言的层面，进入了“后真相”的“境界”。
英国脱欧公投也是如此。 脱欧派声称，由于英国是欧盟成员国，英国每周必须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 这笔钱本来可以用来改善英国的社会和医疗服务； 另外，最晚2020年，土耳其可能会加入欧盟，届时英国将受到大规模移民潮的冲击等等。 尽管英国和欧盟KTV金融机构均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批评并提供了反证，但他们表示，这些说法断章取义，无视欧盟向英国提供的巨额金融支持，纯粹是误导。 不过，由于英国财政部门和欧盟财政部门都代表传统精英，他们本质上对脱欧支持者不服气。 因此，脱欧反对者引用的事实越多，这个问题就会越##在公众的视线中。 拖得越久，脱欧派的论点就会传播得越广，结果就是谎言被当成事实。
《经济学人》写道，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感受，而不是事实。 反对者的怀疑强化了“我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心态。 如果你的对手致力于证明你的事实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必须在你选择的战场上战斗。 比如，脱欧公投期间，虽然英国第四频道新闻网（4）和BBC新闻等一些主流媒体并不接受“英国每周损失3.5亿英镑”的说法，但支持脱欧的团体The Vote脱欧一再重复这一言论，以左右英国民众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去深究英国作为欧盟一员从欧盟获得了多少好处的细节。
二是平民态度，标签化表达，与没有既得利益的人结为一伙。
一些媒体声称特朗普是“后真相政治”的领导者——一种依靠感觉真实而没有事实基础支持的政治。 在希拉里·克林顿的集会上，一群人袭击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奥巴马要求人群冷静。 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无视事实，表示“奥巴马花了这么多时间对抗议者尖叫，坦率地说，这是一种耻辱”。 特朗普用奥巴马所谓的“#君”叙事取代了现实。 这些言论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用来表明他反对精英权力的决心。 曾几何时，政治谎言被用来创造错误的世界观。 但特朗普的谎言却并非如此。 他不准备说服精英们。 他的目标选民不信任也不喜欢精英。 他的目的是利用差异、强化偏见，以在混乱中获胜。
三是虚假信息泛滥和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导向。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假新闻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据 News 报道，就社交媒体参与度而言，来自欺骗性和不宽容网站的前 20 名假新闻远远超过来自主流媒体的前 20 名假新闻。 已收到超过150万次分享、回复和评论。 《华盛顿邮报》对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期间的314条言论和政治观点进行了事实核查。 结果发现，特朗普的言论中有92%是虚张声势和谎言，而希拉里的言论中有49%是虚假的。 虚假信息泛滥已成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特征。
总体而言，“后真相”时代已经到来，其影响已经并将继续体现在几个方面：从政治文化生态来看，未来将是一个更加多元复杂的时代，国际关系而政治制度都将呈现出更加微妙和复杂的格局； 从公众心理来看，对政府、媒体等现有信息链上游机构和民众的信任度将持续下降。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后真相政治”源于公众对主流媒体、精英甚至专家的信任丧失。 英国Ipsos Mori研究机构的一项相关调查也显示，英国人认为发型师甚至路人的可信度是商界领袖、 小编和政府官员的两倍；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新媒体及新媒体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亟待深化和拓展。
3、是“新媒体”广泛应用的阶段性产物
为什么“后真相”现象在今天如此盛行？ 许多研究都指出“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所谓“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传统大众媒体而言，基于互联网、移动通信、数字处理等新信息传播技术而出现的媒体形态和应用。 “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 它是无限传播者和无限传播媒介的结合。 这极大地拓宽了公民个人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表达渠道。 某些个人和群体的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可以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甚至具有超越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和表达力。 由此，大众传播时代有组织的传播者与受众的单向“一对多”传播模式被彻底改变，形成无组织的“一对多”和“多对多” ，以及相互沟通和圈层沟通的复杂模式。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生动地说明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博弈。 据维基百科统计，大选前，美国有243份日报、148份周刊、15份杂志支持希拉里。 然而，支持特朗普的日报和周刊仅有20家，且杂志直接支持特朗普。 零。 可以说，美国几乎所有传统主流媒体都站在希拉里一边。 不过，从社交媒体上的“财产保留”来看，特朗普远远领先于希拉里，曝光率是希拉里的近四倍。 特朗普在推特上拥有超过1200万粉丝，而希拉里只有不到800万； 特朗普在 上拥有近 1000 万粉丝，而希拉里则只有 400 万多一点。 从市值来看，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超过3.8亿美元，而希拉里的曝光率还不到1亿美元。 另据统计，特朗普宣布参加大选后，在推特和脸书平台上发言超过6000次，在所有社交平台上的“互动”量接近8500万次，远远超过希拉里的3100万次。
毫无疑问，特朗普从传播角度的胜利，实际上是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胜利。 特朗普比数字时代的任何其他政客都更好地使用社交媒体，他知道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关注。 换句话说，他本身就有社交媒体的属性，言论自由，没有任何束缚。
特朗普当选后，不少学者从传播效果角度探讨“后真相”与“新媒体”的关系。 这方面的要点是：
1.虽然社交媒体提供了更多样化的信息，但它强化了认知偏见。 “美国民主能否在后真相时代生存？” 作者：贾斯汀·沃迪安 ( )。 》指出，认知偏差的一种形式是信息处理的促进或可视化，通常用于消化和吸收大量信息。 互联网时代，信息呈指数级增长，促使许多人依赖捷径来消费新闻。 在当前虚假信息盛行的网络上，每个人选择性地接触、吸收和了解自己想要的信息，而不是真实的信息。 迄今为止的大量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现象：在海量的信息和观点中，人们更喜欢接受与自己现有的观点、立场和价值观相近的信息。
2、“回音室效应”使人变得越来越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和宽容。 所谓“回声室效应”（echo）是指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观点相似的声音不断重复出现，并以夸大或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现，导致环境中的大多数人相信这些扭曲。信息就是全部事实。 尽管、等社交媒体的用户众多，但观点相似的人通常会聚集在一起，形成沟通的回音室，刻板印象或偏见在小圈子中盛行。 人们常常认为小圈子里的术语和主题就是全世界共同的术语和主题。 久而久之，当人们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时，首先寻找的就是自己关心的关键词，而不是不厌其烦地消化全文。
3、算法主导的媒体逻辑让人们生活在自己的“过滤泡沫”中。 所谓“过滤气泡”（）是指我们在互联网上得到的信息只是搜索引擎想要我们得到的结果，它认为我们需要得到的结果。 每个网站就像一个气泡，将我们与其他网站上的信息隔离开来，让我们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信息世界中。 目前，大多数新闻聚合商都是根据个人过去的阅读经验和习惯来进行推荐。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家庭，每个人打开同一个网页后看到和接收到的消息都是一样的。 信息不同。 这些个性化算法只允许呈现符合人们意识形态或兴趣的信息。 如此一来，人们的视野就会越来越窄，接触多样化信息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4.“我不相信你说的任何话。” 信任危机出现。 有学者认为，“后真相”时代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公众对现行机制的不信任。 公众不再相信政府、精英、主流媒体的言论，而是宁愿相信熟人、朋友。 这导致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所谓“适得其反效应”，是指当一个错误信息被纠正时，如果纠正后的信息与人们原来的观点相反，就会加深人们对原来错误信息的信任。 政府和主流媒体的纠正信息不但没能打击谣言、粉碎谎言，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让真实信息的市场更加渺茫。 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英国每周损失 3.5 亿英镑的说法不断传播并被相信。
综上所述，“后真相”和“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当代社会、技术、文化的综合产物，尤其是“新媒体”广泛普及后的阶段性产物。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感受比事实更真实，观点比事实更多。 “后真相”是个体在拟态媒体环境中适应的结果，不能以单一标准来评判。 “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社交媒体时代对西方政治操纵舆论的考验。 从技术角度看，“后真相政治”的出现是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从中获利的人是那些能够有意识地及时掌控技术变革、社会公众心理和行为变化的人。 。
据透#，特朗普的胜利与他聘请了一家名为剑桥分析公司（ ）的营销公司密切相关。 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叫亚历山大·尼克斯。 2014年5月，他利用大数据工具成功对乌克兰民众进行心理干预，帮助亿万富翁波罗申科（佩特罗）以54.7%的得票率当选乌克兰新总统。 尼克斯表示，剑桥分析公司的成功基于三个因素的结合：海洋模型的行为科学、大数据分析和准确的广告定位。 他声称，“只要你在上给我68个赞，我就能推断出这个人的一切，从这个人的肤色、性取向、政治倾向、智力水平、宗教偏好，是否喝酒、吸毒，甚至父母是否离婚了。 “在被特朗普聘用后，尼克斯队从不同来源购买了大量美国人的个人数据，例如土地登记、汽车购买、购物数据、奖金卡、俱乐部会员资格、书籍和报纸订阅、教堂名录等，”它拥有总共2.2亿美国人的个人数据。 然后，他将这些个人数据与共和党选民名单和在线数据进行汇总，将选民分为 32 个不同的性格群体。 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第三次总统辩论当天，尼克斯联系了一家广告公司，在上针对不同人群发布了17.5万条不同的广告，以宣扬特朗普的观点。 尼克斯表示：“不同的人看到的广告标题、颜色和字体不同，这种广告甚至可以覆盖最小的受众群体，甚至可以针对个人。” 可以说，尼克斯此举是一则广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心理操纵，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选民的投票意向。 这在传统媒体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4、未来“后真相”事件将会越来越多
“后真相”一词的流行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一，媒体环境与社会环境趋于高度融合； 二是社交媒体和人际网络的沟通作用日益凸显； 第三，媒体专业精神严重缺失甚至缺失，为虚假信息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 ;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是，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可以说，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乃至一个历史时代正在来临。
虽然“后真相”这一表述目前主要用于描述欧美的政治现象，但在新媒体条件下，其背后公众的心理、情绪和行为在中国也频频被揭#。 据我们调查，93.5%的中国网民通过智能手机获取新闻信息，手机加互联网已成为获取新闻来源的第一渠道。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与社会建立联系，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例如，微信上各种假新闻盛行。 即使相关部门出面辟谣后，被辟谣的谣言仍然被转发。 新闻聚合网站每天也基于个性化算法向用户推送大量信息。 一些新闻客户端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基于数据挖掘的推荐引擎产品”。 这种新媒体通过迎合而不是均衡地提供信息，可能会让用户的视野变得更窄、更封闭。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是媒介生态环境造成的，也是与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态纠缠、互动的结果。
可以预见，随着媒体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后真相”事件未来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越来越频繁。 在这样的时代，媒体、传播、宣传迫切需要突破固有思维的局限性，找到应对之策。
（发表于2018年6月号《媒体观察》，原论文约9000字，标题为：《后真相》与“新媒体”：时代新问题。本文为节选，还有图表、注释、等省略，请参阅学术引文参考原文。）
《媒体观察》编委会简介——唐旭军
唐旭军，男，1959年2月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2月至1984年7月，先后在 徐州地市委宣传部、徐州日报社工作。 1984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主任、主任。
唐绪军从事新闻传播研究30余年，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研究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其专着《报纸经济学与报纸管理》（1999）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2002），至今仍是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著作。 主编的年度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自2013年起连续四年荣获“优秀蓝皮书一等奖”。他主编的专业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 《主编》连续两年（2015年、2017年）跻身全国“百强报刊”。 唐绪军也是中国新闻奖评选机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自2014年起担任中国新闻奖评审委员会主任。
鉴于其贡献，2008年被中国广告协会报业委员会评选为“30年中国报纸广告突出贡献30人”之一，2011年被授予“中国报纸广告30年杰出贡献人物”之一。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12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入选“国家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
唐绪军现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期刊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分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估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