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甚至公开宣称要“退出”忠诚标准。 近来，有学者重新审视“忠实”问题，认为“忠实”仍然是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我们认为，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的“忠实”为绝对标准，忽视了翻译行为中的非语言因素。 它难免过于狭隘，无法客观、全面地描述翻译行为，也不利于翻译研究的理论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顾翻译的本质属性，依靠解构等理论来颠覆“忠实”。 他们过分强调语言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给予译者充分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导致翻译质量低劣。 误译、乱译也不利于翻译研究的发展。 “忠实”是翻译属性的本质特征，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存在的关键。 本文拟对翻译中关于“忠诚”的主要论述进行梳理，综合考虑翻译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尝试从辩证的、发展的哲学角度探讨“忠诚”的内涵，以期为翻译中的“忠诚”提供理论依据。对“忠诚”的新诠释。 1、中西忠实词翻译中的“忠诚”问题一直是中西翻译史上关注的焦点。 它已转化为各种翻译理论中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直译与意译、形式与内容等。中外译者纷纷讨论过这一问题。 事实上，从一开始，译者就没有给我们设定一个非此即彼的“忠实”标准，而是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许多语言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西塞罗的《作为演说家的翻译》重点是观众的反应；贺拉斯并不主张逐字致死，因为重点是目的语和译文读者；同样关注读者的有路德、法国后金派等；杰罗姆的观点区分不同风格的翻译。
林纾和严复看似不“忠实”，其实很忠于译者自己的意见； 奈达的忠诚观谈到了多层次的忠诚问题，即以原文信息为主，形式为辅，不强调与原文一一对应； 德国功能主义者则将意图的忠实归入忠实原则，使翻译研究首次摆脱了语言的束缚。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对“忠诚”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过于绝对了吗？ 除了原文之外，还有上面提到的“关注读者”“关注翻译功能”“忠于译者本人”吗？ 这还涉及到翻译的“忠诚度”。 翻译研究经历了从规定性到描述性的转变。 人们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20907不仅涉及原文和译文，还涉及翻译演员、意图、文化、读者等因素。 如果我们仍然把“忠实”作为翻译的标准，是否可以摆脱其“规定性”的一面，从发展性、动态性的角度重新诠释和丰富这一标准呢？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明确提出“忠实是指忠于原著、忠于读者、忠于现实”。 法国人阿尔比提出了忠诚的“三忠诚”概念：对原作者的忠诚“对译文读者的忠诚；对译文读者的忠诚”。 他不仅强调了三个参照要素的整体性，而且强调了“忠诚”的动态性。 两位学者的开创性言论，为我们动态、多层次地理解“忠诚”标准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2.忠诚的新解读笔者认为，基于翻译的复杂性，“忠诚”的概念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概念，不仅涉及原文和译文的读者，还涉及目标语言、翻译演员等问题。
11 忠实于原文 忠实于原文是由翻译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这个意义似乎不言而喻，因为忠实原文一直是翻译学者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甚至长期以来将这种追求视为翻译的唯一标准。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外学者对翻译的定义：张培基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准确、完整地集中表达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的语言活动”； 雅各布森认为，“翻译是某种语言符号在其他语言中的解释”； 奈达认为，“翻译意味着从语义到风格，用接收语言中最接近的自然对等物来再现源语言的信息”。 我们不需要列举翻译的所有定义，因为几乎有多少人谈论翻译，就有多少翻译的定义。 然而，从上述定义中不难发现一个不变的事实：翻译必须以原文为基础，必须是源语言的“表达”、“解释”和“再现”。 没有原文的基础，翻译就不复存在。 因此，忠实原文是必须的，是翻译的灵魂，是翻译存在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很容易陷入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即一步步遵循原文，不允许有丝毫偏差。 变化包括内容、信息、写作风格、词语选择，甚至词序。 笔者认为，忠实于原文主要包括：第一，忠实于原文的信息/意义。 一篇文本，无论采用什么语言形式，总是传达一定的意义，传达一定的信息和意义。 因此，翻译的重点是翻译文本的信息（意义）。
原文是，但翻译中不可能将其翻译成B。 其次，忠实原文的功能。 文本总是具有一定的功能。 文本的特定功能必须在翻译中传达。 文学文本的翻译不仅要注重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说； 而在翻译实用文体时，更要注意文本的意图。 因此，“忠于原文”的意思是“说真话”、“不歪曲事实”，相当于英语中的“”。 最重要的是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即忠实于原作者的“于21信奉译文读者忠实接受的美学”，读者绝不是被动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一连串的反应，而是塑造历史的力量。如果没有作品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难以想象的。” 同样，不被读者认可的翻译也不能算是成功的翻译。 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时刻为自己的读者着想。 西塞罗的翻译“作为演讲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丁·路德的意译主张是以让读者充分理解翻译为最终目标； 奈达追求的是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提出了基于同等响应的“动态对等”； 傅斯年、孔子、鲁迅等人都明确提出了译文读者的不同类别来指导翻译实践。 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卞之琳用的是诗歌，朱生豪用的是散文，梁实秋用的是异化翻译。 这些方法无疑服务于不同的读者。 霍金斯翻译《红楼梦》时，解释了很多文化内容，也是为了读者着想。
傅东华坦言，可读性是他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他的译文删改过多，并使用了很多归化技巧。 由此看来，“”对译文读者来说意味着“忠诚”、“值得信赖”，相当于英语中的“”。 它要求译者与读者建立朋友般的关系，以使译文读者信任译者。 读者也有阅读译文的欲望。 31 忠实于目标语言 大多数学者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于目标语言：西塞罗指出，译者必须使用符合目标语言标准的语言才能给读者或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泰特勒要求译文“忠实体现原作”“流畅”； 奈达的“最接近、自然对等”是指译文应尽可能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规范和表达约定。 中国的支谦提出翻译要“通俗易懂”、“不加修饰”； 支骞提出“要用纯正的祖国语言”，钱钟书强调译文“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出现生硬牵强的痕迹”等，都说明了忠实于原著的重要性。目标语言。 有学者认为，原著应该受到崇拜。 但他们的声音比较微弱，在实践中屡屡受挫。 斐罗和奥古斯丁主张《圣经》的翻译必须是“上帝所默示的”，而译本追随原文的结果是译本质量低劣，无法阅读，但却让教会牢牢控制了圣经。圣经的解释。 宗教改革者主张让普通人阅读简单易懂的译本。 经过他们的努力，他们终于使圣经翻译世俗化。
鲁迅主张宁信勿服，并在翻译中实践了自己的思想，目的是通过翻译“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达方式”。 因此，鲁迅的创作以其敏锐的社会视野和精彩的文笔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但他的翻译作品却鲜为人知。 翻译的目的是让原作在目的语社会中拓展其生存空间，延长其生存时间。 这一目的是通过目标语言在目标文本读者中的传播来实现的。 毫无疑问，如果翻译语言不符合目标语言的标准，就很难获得读者的认可，其目的也难以实现。 需要注意的是，符合目的语规范并不否认原文异质因素的输入，主要包括一些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然而，目的语的句法结构和修辞手段是必须遵守的规范，因为它们是翻译规范的支柱。 因此，对目标语言的“忠诚”意味着“符合”、“一致”，相当于英语中的“”。 它要求译文符合目的语的标准，才能得到目的语读者的认可，使原作在目的语界享有盛誉。 得到传播。 41 译者的忠实翻译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简单的转换行为，而是目的语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行为，翻译是译者对目的语的翻译。 是社会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翻译行为主体包括译者、出版商、委托人等。毫无疑问，译者作为翻译的直接实施者，对译文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出版商、翻译委托人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翻译过程及其结果。
因此，必须考虑翻译主体（译者、国家权力机构、出版商等）的忠诚度问题。 对译者本人的忠诚并不包括随意翻译或随意翻译。 前提是译者必须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因为翻译是“崇高的求实职业”。 译者只有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才能选择翻译出优美、有利于民族进步的文本； 在翻译过程中，选择正确的翻译策略，既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品味和接受能力，又要力求正面影响和提高读者； 译者只有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才能弘扬“甘当十年板凳，不写一句空话”的学术精神，为读者贡献优秀的译文。 翻译客户对翻译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委托方（客户、出版商、国家主管部门）向译者解释翻译任务，提供或指定原文，并说明翻译目的、服务对象、具体要求等。对翻译委托人来说意味着译者有时不能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常规方式进行翻译。 例如，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梁实秋的翻译以原文文化为导向，而朱生豪的翻译则以中国文化为导向。 这种差异部分是由于客户的不同要求造成的。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作品《格列佛游记》有成人全译本和儿童版。 书名有的叫《格列佛游记》，有的叫《大人和小人国》、《小人物》。 》，有的处理方式是“改编”、“缩写”，有的则是“缩写”等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都是忠于翻译客户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忠诚”对译者来说就是“忠于自己的职责”，相当于英语。 它不仅要求译者恪守高尚的职业道德，保证翻译质量，而且要求译者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 翻译就是要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三、结论 基于翻译行为的复杂性，翻译的“忠实”标准应该是多维度的、动态的、层次化的，不仅包括对原文的忠实，还包括对译文读者、目的语的忠实。 ，以及翻译行为。 人的“忠诚度”。 只有做到“忠”这几个方面的和谐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忠”。 [参考：Nida & : Press, 2004。 & 日期：: Multi Lt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