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疗急救司司长郭艳红提到，要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和救治资源准备，并给出了一个数据：定点医院必须根据当地人口规模，需要足够的床位进行治疗。 同时，要加强重症监护病房（ICU）建设，要求ICU床位达到床位总数的10%。
其实这也是普通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他们担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医疗资源本就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及时救治？ 我们来分析一下基本情况。
重症医疗资源匮乏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医疗资源近年来稳步增长，但总量不足的问题短期内无法完全扭转。
我国执业医生和注册护士人数逐年增加。 （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4年11月12日新闻发布会显示，我国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6.7张，每10万人拥有重症医疗床位不足4张。 德国大约有30个（疫情高峰期略显紧张），可见我国危重症资源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许多国家每千人的普通医院床位和 ICU 床位数量。 （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重症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县级能力明显较差。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医院（人口68.6万）官网（2024年夏季）显示，重症监护病房成立于2020年10月，目前拥有床位16张，配套多功能监护仪。 呼吸机11台，床边连续血液净化装置1台，纤维支气管镜，血气生化分析仪，心电图机，除颤器，临时心脏起搏器。 可见，全县每10万人拥有ICU床位2.3张。
据《中国重症医学》发布的《河南省县级综合医院ICU现状调查》（调查时间2018年）显示，参与调查的96家县级医院共有床位2189张，每家医院平均拥有床位22.8张。 按每个县平均人口62万计算，平均床位数为22.8张，即每10万人拥有3.7张床位。
其中，河南省县级综合医院ICU实行封闭式管理（专职ICU医师全面系统管理患者）的比例为68.82%（64/93），半开放式管理的比例（ ICU医生和专家协同管理患者）为68.82%（64/93）。 18.28%（17/93）、12.90%（12/93）的医院仍采用开放式管理模式（没有专职ICU医生，由专科医生管理患者）。
设备也很缺乏。 卫生部2009年发布的《重症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指出，每张床位需要配备4个微型泵，但实际上只有1.15个。 每张床位平均配备呼吸机数量仅为0.46台。
此外，西部地区ICU建设标准明显较低，缺乏先进设备。 以甘肃省为例，《甘肃省县级医院重症医学科室建设标准》提出，每张床位的配置为：
1.呼吸机一台。
2、每床单元设有双套氧源和负压吸引器，12个电源插座，双路供电。
3、每张病床均配备监护仪和简易呼吸器。
4、每张病床配备输液泵1台，注射泵2台以上。
装备配置明显偏低，有的县还没有达到。 此外，中西部地区还存在人才缺乏、设备空缺等问题。 例如，河南省县级医院唯一的ECMO设备尚未投入使用。 新疆地州一些医院的先进设备只能由救援人员操作。
2024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发表论文预测我国医院卫生资源短期配置。 文章中，作者对上海的ICU床位数量及利用水平进行了测算：上海的ICU床位数量为1497张，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处于中上游，但床位数量利用率高达95.7%，居全国第一。 此外，上海的呼吸机数量预计为1,317-1,497台，ECMO数量为34-69台。
上海每10万人拥有6张ICU床位，疫情高峰期十分紧张。 其他省份也纷纷向重症医学专家提供援助。 据《上海发布》数据，截至2024年5月5日24时，该院正在收治病例9122例（其中重症病例526例，危重症病例95例）。 一轮疫情感染62.5万人，实际重症、危重症病例峰值为621例（5月5日），相当于每1000名感染者需要一张具备重症监护能力的ICU床位。 假设40%的人口（1000万人）被感染，则需要1万张ICU床位，远远超过供应量。 此外，如果全国范围内出现很大比例的感染：
1.医疗资源紧张，救治不及时，重症比例上升。
2、全国其他地区也将不堪重负，无力援助疫情严重地区。 疫情严重地区的医疗短缺将更加严重。
3、医保支付能力有限，部分尚能治疗的重症患者“自动出院”。
病毒株免疫突破能力增强，重症率存在不确定性
新型冠状病毒是正链RNA病毒，变异概率高达万分之一到百万分之一。 在大多数情况下，突变会导致病毒死亡。 如果病毒变异后能够存活，那么有些基因突变对病毒并没有太大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病毒会获得特征性的变化，如传播性、致病性、环境耐受性等的变化。病毒进化的两个特征：
1.感染人群越多，突变越频繁，病毒进化的机会就越多。
2、感染后的抗体和疫苗抗体是病毒进化的选择性压力，新毒株具有较强的免疫突破能力。
3. 由于COVID-19传播速度快，但转为重症的速度较慢（一般需要2周以上），稍高的重症率不会影响病毒的传播速度，因此重症率不会造成重大选择压力。
虽然Delta的重症率比原毒株高，但由于Delta传播速度较快，2024年下半年仍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病毒的进化仍在继续。 BA.1自2024年11月底上线以来，已经完成了至少7次演进。 例如，BA.2将主要在2024年春夏季流行，随后新一代毒株将流行。
看日本的数据，与早期的（BA.1和BA.2）相比，新一代毒株的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蓝色为感染人数，红色为死亡人数）。 如果新毒株的重症率增加，就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
基层治理能力的限制因素
1. ICU运营成本明显大于一次性建设成本
ICU费用根据北京协和医院（现积水潭医院）王浩医生介绍：
建设一张ICU病床耗资111万元，但年运营费用超过440万元，其中药品耗材333万元，人工约111万元。 但由于居民收入、人均医保总额等因素，基层医院面临患者支付能力不足的问题，ICU运营成本极高。 如果支付能力得不到保障，县级重症监护室就难以发展壮大。
想要改变行业现状，一方面必须提高医保支出水平（至少达到3-4万亿/年，约为2024年全国核酸支出的10倍） 。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需要与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合作。 积极讨论将一次性耗材改为灭菌重复使用，从而降低ICU日常运营成本。
2、医疗存在马太效应。 基层人才留住难、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我国重症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三级医院或大型省级医院。 存在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但基层基础差，救治水平低，大量患者向上转诊。 为了节省时间，大多数患者选择直接去大城市，去基层医院的患者较少。
如果基层医疗水平不能稳定，更多基层患者到上级医院就诊，基层医院看病患者减少，医生得不到培训，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基层医疗水平不能保证稳定，不能取信于基层群众，分级诊疗就无从谈起。 留住人的关键是薪酬，这意味着部门能够实现稳定的现金流。
3、医疗保险支付能力不足
《2024年全国医疗保障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职工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4162元。
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35431万人，基金支出（含生育保险）.3万元，比上年增长14.6%。
城乡居民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921元。
截至2024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参保人数1万人，比上年下降0.8%。
2024年，居民医保基金收入9724.48网络投稿，支出9296.37网络投稿，分别比上年增长6.7%和13.9%。
由于医保资源不足，居民普遍不是很富裕，相当一部分尚能接受治疗的患者自动出院，居家隔离。
中国的医疗保险财力远远落后于新加坡。 新加坡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财年医疗支出预计将达到117亿新元（约合人民币585网络投稿），比上年医疗支出高出10%，增长率为10.4%。 新加坡政府财政支出压力过大。 对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表示，“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并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 李显龙指出，政府的医疗开支连续多年超过90亿新元，未来肯定会进一步增加。 这最终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扩大医疗设施并继续投入抗击疫情，新加坡卫生部预计2024财年支出将达到188亿新元，比2020财年增加22亿新元，成为支出最高的部门支出。 按汇率和人口折算，人均年医疗保险财力为1.77万元。 新加坡有足够的财力和相对充足的医疗资源来报销大量COVID-19患者的医疗费用。
4.居民收入严重偏低
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工资水平较低。 例如，山西省屯留区焦化厂工人月平均工资仍为2000-3500元，只有条件较差的一线岗位，工资才能达到3000元/月。
中国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均年收入3万元。 医疗保险的来源是工资的一部分（企业和个人共享）。 如果工资水平低，就很难提高医疗保险的支付能力。 但医保支付能力、个人缴费能力和医疗资源不足，只能限制感染人数。
11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提到：“我们把预防感染放在疫情防控工作突出、重要的位置，这是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决定的。”新时代，就是“预防为主”，这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卫生方针中的要求，所以我们能够争取尽可能少的人被感染，尽可能少的人发展为重症或重症。重病、意外患基础疾病的人数减少，老年人死亡的极端情况是落实“预防为主”政策的综合结果，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局部和临时努力实现的。”
综上所述，“预防为主”的政策是国家综合考虑当前我国基层救治能力和医疗行业现状而做出的决策判断。 从长远来看，只有产业升级，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效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医保收入，才能提高基层群众支付能力，稳步提高基层医疗水平，能否最终解决潜在的“突破预防”问题。 “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