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王丹洲（教授）
【作者单位】
广州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概括】
【摘要】20世纪末以来，企业避税逐渐成为各界学者关注的焦点。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避税行为的研究日益深入。 基于企业价值的视角，通过对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文献的统计梳理可以发现，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针对避税行为与企业的关系。价值; 其次，避税对企业财务产生影响。 管理行为，特别是投融资决策的作用； 三是避税行为价值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避税； 企业价值; 投资和融资决策； 影响因素； 研究方向
【中文图书馆分类号】F8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0 夜店招聘网4（2016）24-0113-5 一、引言
税收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股东还是管理者都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从主观态度来看，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股东希望管理者站在自己一边，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这种“本能”决定了任何企业都有动机尽可能减少纳税。 （，2004 年；Chen 和 Chu，2005 年；和，2005 年）。 从管理者个人的角度来看，机会主义管理者可能会利用复杂的交易来减少公司税收，并将公司资源据为己有（Desai et al., 2007）。
从客观环境来看，我国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陈东、唐建新，2012）。 有关机构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大多数企业认为当前税负过重（黄婷婷、杨伟，201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主观和客观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避税行为的存在不可避免。 那么，避税真的能增加企业价值吗？
避税与企业价值之间有何关系？ 现有文献的结论并不统一。 因此，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的有关该主题的文献进行分析，并根据统计研究的现状进行分类总结。
2.文献统计分析
现有关于避税行为的研究成果，从宏观角度看，主要集中在企业避税行为对资源配置和国家财政的影响，以及政府如何有效抑制这种社会成本过高的行为（，2002）。
从微观角度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股权结构（等，2013）、企业规模（1 ）、治理水平（Labro，2015）、高管薪酬（等，2012）、高管特征（Chyz，2013）等。
鉴于国内学界对企业避税经济后果的研究起步较晚，并考虑到文章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本文核心选取截至2016年3月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避税文献用于统计的 Web 集合。 。
图1为历年核心期刊发表的以社会科学领域避税为主题、精细化检索的核心合集Web收录文献数量统计。 从图1可以看出：从发表文献数量来看，避税研究始于1977年，此后学术关注度逐渐上升，发表文章数量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实现了两次飞跃。
从论文贡献来看，被引用次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565篇文献的总被引次数为3807次。排除自引后，总被引次数为2756次。平均每项被引次数为6.74次。 h指数值为32，表明避税行为研究已经做出了相当大的学术贡献，其重要性和认可度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
基于企业价值角度的进一步统计发现（如图3）：大部分论文发表于2009年及以后，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数量均呈上升趋势，但总数较少。 94篇文献的总被引频次为340次，排除自引后，总被引频次为323次，h指数值等于10。可见，在避税价值研究方面，关注度不断提升，还有相当大的探索空间。
3. 避税与企业价值
（2008）将避税定义为减少公司显性税收的所有交易行为。 这里我们借鉴何和（2010）的观点扩大了定义的范围：假设企业有一系列的税收筹划策略。 如果说国债投资是一端的（显性减税且完全合法），那么“不服从”、“逃税”、“激进”、“庇护”之类的词就处于另一端。 任何税务筹划活动都可以根据其激进程度在这一系列策略中处于不同的位置。 考虑到避税行为合理性的界定困难以及税收最小化的目标，本文将所有应税但未纳税的行为都视为避税行为。
避税造成的经济后果很多，其价值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等人。 （2009）指出：在为管理者提供适当激励并能够完美实施、管理者和股东也能了解避税行为的全部风险和回报的基础上，避税行为与公司价值或股票之间的关系返回 不应该有任何相关性。 然而，这个严酷的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因此，避税行为必然会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
1、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 在新古典框架下，传统观点认为避税将国家资源转化为股东资源。 这种转移直接减少了企业现金流出，增加了股东财富，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2003）。 有效市场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投资者能够不带偏见地预测企业行为，他们将能够意识到这将有助于增加企业的价值，并相应地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
学者们用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来支持这一观点。 后进先出法（LIFO）是企业短期避税的手段之一。 他（1982）以1973年至1980年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这种会计政策能够得到积极的市场反应。 等人的研究。 （1夜场娱乐网6）和（1夜场真人网7）进一步表明，企业避税行为，即后进先出，可以产生积极的市场预期。 此外，Desai 等（2009）测试了公司避税的替代理论，发现在治理良好的公司中，避税行为可以对公司价值产生积极影响。 （2014）发现，使用金融衍生品的公司三年现金流量和现金有效税率分别下降了3.6%和4.4%。 整个样本中的375家公司总共节省了40亿美元的现金并增加了企业价值。
国内学者也针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研究。 李书金和邹林海(2012)运用加权回归方法对2006年至201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 罗当伦、朱伟(2012)指出，企业避税可以减轻实际税负，带来经济利益流入，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陈东、唐建新（2013）以2003年至2010年沪深A股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发现：在治理水平高或持股比例高的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避税行为能够产生增量的企业价值。 黄蓉等. （2013）通过实证证据证明，从效率角度来看，关联交易可以使企业集团规避监管限制，增强企业集团避税等方面的能力（郑国建，2009）。
2、避税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 一位美国学者（2002）对避税增加企业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 他的研究发现：即使在避税成本很低、处罚力度很弱、风险很小的情况下，仍有大量企业没有采取全面的避税措施。 这种现象被称为“避税不足之谜”。 可见，在实践中，避税行为并不总是被认为能够增加企业价值。
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①避税行为通常会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变得更加复杂。 他们通过大量繁琐且不透明的交易来掩盖不当行为，以避免税务机关的处罚。 这一过程为管理者从事自利行为创造了机会（Desai and，2006）； ②避税行为增加了管理者的风险，相应的薪酬契约应补偿这种风险，破坏了契约的有效性，即在企业发生避税时，股东无法与管理者签订最优激励契约（陈和楚，2005）； ③企业避税有潜在后果，即被税务机关查处后，除了补缴税款外，还必须缴纳相关利息和罚款，甚至损害社会声誉，投资者失去信心，反而降低现金流和股东财富（He，2005）。 综上，形成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
Desai and Hines（2002）发现，当一家美国公司宣布一家离岸公司作为其母公司时，市场会给予一定的负面反应； Lev and (2004)和(2005)也发现避税可能带来负面的市场反应。 （2008）发现，FIN48规定实施后，如果企业的税收支出增加，即之前企业纳税状况的不确定性较强或者可能存在避税行为，那么市场反应将会是负面的; 和（2009）对企业的研究我们研究了避税消息公布后的市场反应，发现此类消息将使公司的平均股价下降1.04%。 金等人。 （2011）利用1~2008年美国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避税行为与企业股价#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他认为，避税行为使得寻租行为，包括坏消息都可以被隐藏。 一旦利空消息达到一定程度并集中爆发，就会造成股价#跌的后果。
国内学者对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反比关系研究较少。 陈旭东和王雪(2011)以2001年至2009年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可通过应计总额解释的会计税务差异作为衡量避税行为的变量。 实证结果表明，避税活动损害了企业价值，即避税所带来的收益小于进行该活动的成本。 孙刚等. (2013)以2003年至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证明了企业避税程度与股价#跌概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4、避税与投融资决策
避税行为贯穿于企业设立和财务管理的全过程。 投资和融资作为两个重要的部分，下面将一一讨论。
1、投资决策。 投资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已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 关于避税行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委托代理视角进行研究。
刘星和叶康涛(2013)认为，企业投资效率受到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影响。 前者造成的逆向选择问题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优质企业投资不足，劣质企业投资过度； 其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会根据管理者目的的不同而对投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何先生，2006；陈等，2011；张纯和鲁伟，2009）。 后者会影响投资效率，因为当存在代理冲突时，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不一致会导致投资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1986）。 因此，避税行为会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引发代理问题。 因此，企业避税会对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在预期企业避税程度越高，投资效率越低后，刘星和叶康涛（2013）利用我国上市公司1N9年至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避税行为与非效率投资金额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这种正相关性主要表现在避税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上。 张岭和朱婷婷（2015）以2008年至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验证了避税活动对投资效率的负面影响。
2. 融资决策。 融资决策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别是债务水平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之前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研究避税行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现有文献主要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如前所述，避税的负面后果除了补缴税款及相关利息和罚款外，还包括基于（2004）提出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非税成本，甚至损害社会声誉和消费者信心。 损失等，这将大大增加企业的破产成本（何，2005）。 因此，基于风险管理的角度，企业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风险，降低负债水平，以缓解高成本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债务水平的“降低”可能并非企业主动选择，而是因为投资者看到了潜在风险，增加了融资成本。
等人。 （1夜店招聘网2）以实际税率作为企业税负水平的代理变量，负债变化作为因变量。 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税负越低（避税程度越大）。 越大），债务水平越低。 哈桑等人。 （2013）发现，避税程度较高的公司在发行时将面临更严格的非价格贷款项目和更高的票息利差。 即当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时，银行将其财产视为风险，并利用苛刻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债务水平。 孙刚（2013）认为：由于拥有更多的现金流，企业避税程度越高，不仅会降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而且清偿债务的能力也会增强，违约的可能性也会增强。会减少，所以可能会降低融资成本。 可见，避税行为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从而促进企业价值的变化。
5、影响避税价值的因素
1.整体治理水平。 公司整体治理水平是用来规范股东与经理层代理关系的机制。 它通过与管理层进行有效沟通、信息筛选或更换不称职的管理人员等措施，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和提拔。 他们能够站在股东的角度，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管理决策的出发点（陈东、唐建新，2012）。
Desai等(2009)发现，在整体治理水平较高的公司中，避税行为有利于价值提升。 (2009)实证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对其超额收益具有正向影响，即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越能够获得正的超额收益。
陈冬、唐建新(2012)基于避税代理观，从避税和寻租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发现只有在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避税行为才能真正增加企业价值。 （王静等，2014）。 张兆国等. (2015)选取2008年至201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机制正向促进避税行为与现金价值之间的关系。 影响。
2.信息透明。 信息透明度是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体现。 在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下，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代理问题的存在更加普遍和严重。 也就是说，这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避税就是一个机会。 因此，可以预见，对于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来说，避税行为能够在内外部监管下真正服务于企业价值。
（2008）发现，在市场对避税行为或税收不确定性做出负面反应的前提下，如果要求企业增加税务信息披#，市场将会做出积极反应。 Labro（2015）从企业内部信息环境的角度证实了这一观点。 他们的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能力受到其内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内部信息质量越高，对避税行为的监管越有力。 影响力越大，有效税率（ETR）越低。 陈等人。 （2014）认为，考虑到部分收益被机会主义管理者侵蚀，避税不一定能提高企业价值。 鲁伟(2010)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和企业避税行为理论，实证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企业隐性避税成本较低。 孙刚等. （2013）也证实，在透明度较低的环境下，企业避税程度与股价#跌概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着。
3、股权结构。 机构投资者作为公司控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公司运营和投融资运作。 他们拥有会计、会计、金融等专业知识，并拥有具备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的专业人员。 他们能够分析与避税相关的问题。 对繁琐的交易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后的信息传递给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减少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企业管理者或大股东的自利行为，增加避税价值。
(2013)基于Fama的理论和(1983)提出控制权集中的企业可能更加厌恶风险，不愿意从事高风险项目，避税行为较少，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陈冬、唐建新(2013)对机构持股比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避税的代理成本越高； 反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高，随之而来的自利行为受到更多抑制，避税代理成本相应降低，避税行为对减少现金流出、增加企业避税行为的作用价值逐渐显现。 控制内生性后，蔡洪标和饶品贵（2015）发现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抑制避税行为来提升企业价值。
除了机构投资者等。 （2014）研究了双层股权结构与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投票权和现金权之间的差异越大，公司避税的可能性越小。 任光前(2013)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与股东利益的趋同性越强，越有可能合理利用避税行为，或者减少避税行为中寻租的可能性，从而强化股东利益。避税。 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大股东持有的股份越多，对董事会的影响力越大，就越有可能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也越容易为个人选择激进的税务筹划行为。获得。 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4. 政治相关性。 在我国特殊国情下，政治关系成为企业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梁来新、冯彦超，2010；邓新民等，2014）。 何小刚等. （2013）证明，私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绩效有贡献。 罗当伦和朱伟(2012)认为，虽然企业有义务向政府纳税，但任何企业都有减轻税负的动机。 因此，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减轻企业的税负，增加企业的价值。 的好处。 其原因在于：第一，企业的政治关系可以为企业获得税收优惠提供有利条件（王彦明，2002），有利于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胡旭阳，2006）； 其次，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积累广泛的人脉和资源，在出现避税危机时充当“保护伞”。
5.管理者特征。 由于管理者是企业决策的直接制定者，研究表明，管理者的特征会间接影响企业行为，包括企业投资决策、可持续增长、研发投入等。对于避税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 （2010）对管理者的任职经历进行研究，对比分析管理者入职前后企业避税的变化，发现管理者个体能够对企业避税决策产生显着影响。 他们认为，尽管管理人员本身不一定是税务专家，有的甚至不具备丰富的财务会计专业知识，但可以通过高层定调或聘请税务专家来做出有关企业避税的决策。 产生影响。 Chyz（2013）调查了倾向于逃税的管理者与企业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些可疑管理者的绩效与企业避税水平代理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创造更高的现金税节省。 进一步研究其所在公司的价值后发现，与没有可疑经理的公司相比，避税增加了相同的数额，但有可疑经理工作的公司的价值却有更大的增加。 王娜和叶玲(2013)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税收决策行为的异化，显着增加避税的攻击性，这种变化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6、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国内外学者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初步研究。 鲁伟和李明辉(2012)研究了高管激励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发现，无论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管理者都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并从事避税行为，而且这种效应发生在较弱的情况下。监管环境。 下面尤其明显。
吉利等人。 （2015）考虑了转移支付的影响，发现转移支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方财政缺口，减少地方审计力度，增加企业避税。 这与以往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各地环境差异会影响企业避税程度（谢向兵，2015），税收执法不力会导致企业避税程度加大（范子英、田彬彬，2013）。
（2016）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压力和外部监督会导致企业增加子公司信息披#，减少避税行为。 此外，学者还发现，公司的市场支配地位（等，2015）、外部审计行业专家的加入（，2012）等因素都会增加企业避税的程度。
六、评论与展望
近年来，关于避税问题的研究关注度不断增加，但关于避税与企业价值的文献仍然较少，可能存在以下问题：①现有的企业避税行为的文献大多是指避税行为以企业价值增加的能力为隐性前提，重点关注避税行为、技术加工等影响因素，而忽略代理成本和其他非税成本。 ②对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关注相对较少，大多只关注避税行为的替代效应，力度相对有限，未能对避税行为的价值进行全面的研究。 ③就避税行为与企业价值的文献而言，能够从具体路径出发，探究其影响机制，并辅之以实证分析的研究较少。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扩大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不仅限于融资（资本结构），还可以从诸如作为投资行为和社会声誉，为探讨避税行为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②加大对避税价值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直接探究避税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或者将税收视为内生因素，采用直接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税收对企业财务管理决策和行为的影响。 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陈东、唐建新，2012）间接影响企业价值。 ③ 研究影响避税价值的因素，除了公司治理水平外，还可以考虑宏观环境以及税收监管、制度环境或政策的变化，或者企业是否存在差异等微观条件的差异。类型会影响避税行为的价值。 影响。 ④扩大避税行为衡量指标。 现阶段对此问题尚无统一认识，各指标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不完善。
综上所述，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多角度分析企业避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这些研究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税收征管漏洞，加强税收信息披#，有助于改善投资者保护，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 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帮助他们控制风险。 在指导企业如何全面开展税务筹划的前提下，做出有效的税务筹划决策。 这也揭示了设计有效的监管制度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性，这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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